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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语中.家法怎么拼写
- 2、大学里应该培养的八种素质
- 3、斯皮瓦克的经典介绍
英语中.家法怎么拼写
家法[词典] （封建家长统治本家或本族人的一套法度） domestic discipline exercised by the head of a feudal household; （封建家长责打家人的用具） a rod for punishing children or servants in a feudal household; [电影] Law Don;
[例句]摘要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的方法及仪式理论，对辛家法会的仪式结构及文化进行了初步解读。
Based on fieldwork, the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Ethnology and ritual theory, discusses Xinjia magic assemblage structure and it's culture analysis.
大学里应该培养的八种素质
从迈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开始，你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未来和生活。一切都从零开始。那么，在这张白纸上，你应当画出怎样的美景呢?换句话说，你在大学里应当培养出怎样的素质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应当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是此后从事一切工作和事业的基础。追求独立是一个人的本能。你之所以是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在于你的独立性。缺乏批判性精神和独立思维的理念和教育方式也许对培养工程师和中级政府官员非常有效，但是可能并不适合培养具有领导才能和创新精神的精英。
其次，你应当培养起宽广的视野。 这是领袖人才必须具备的优秀素质之一。张艺谋是艺术界公认的杰出人才。当被问及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张艺谋的团队评价说，这是因为张见过了最好的东西，所以他知道什么叫最好。只有具备广阔的视野，当你在面临无法预料的局面时，你才能迅速辨清方向，知道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培养宽广的视野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你必须见过足够多的东西;其次，你必须见过足够好的.东西;第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你还必须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去解读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都比较好办，真正难以解决的是文化、思想和宗教问题，这些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第三，你应当奠定扎实的基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和植树造林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土壤越肥沃，树木才可能生长得越快越好，越能成材。教育也是一样，基础越扎实，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质量才会越高，越能成才。
扎实的基础同样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你必须花的时间足够多，学得足够深，足够难;其次，它意味着你必须阅读大量的文献，甚至是原典文献，真正的基础实际上来源于此;第三，它意味着你必须经受过系统的训练，训练是否系统，结果大不一样，系统的训练会有效培养你的洞察力、敏感性和缜密的思维，使你看上去有一种厚重的感觉。
第四，你应当学会选择的能力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选择机会的增加。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一种是你要学会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另一种是你要学会在众多的机会中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机会。
为什么要学会选择?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你的时间、精力、金钱等都很有限。当你选择了一个机会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不可能同时选择另一个机会。所以萨特说，选择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经济学称它为机会成本，也就是当你做一件事而不得不放弃做另一件事时所放弃的收益。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众多的机会中选择一个能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机会。
第五，你应当掌握思维的方法。《 耶鲁1828年报告》是一份对美国本科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告，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份划时代的报告中区别了两个非常深刻的概念：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内容?(furniture)。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就是获得?内容?。在这万变的世界中没有永久的价值。想要成为商界、医学界、法律、政治和学术领域的领袖，学生们需要的是?方法?，就是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对新的挑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你必须在大学里掌握捕鱼的方法。
第六，你应当具备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伟大创造，都源于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根本动力。美国为什么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能力。日本为什么衰退了?因为它已经丧失了这种创造精神和能力。中国怎么办?再过20年，当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现有的劳动力竞争的比较优势将全部丧失，那时候，决定国家和个人地位的，就只能是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了。
第七，你应当学会沟通和交流。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某项工作，必须依靠团体的协作。正因为如此，大公司、政府机关，甚至是学术科研机构，越来越强调沟通与交流的能力，这在今天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你必须学会宽容，学会表达，学会交流，能够使用清晰的语言简单明了地阐明你的观点，并让他人能够了解、理解甚至是接受你的思想和意见。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个能够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人能够有效缓解精神压力，从而生活得更有质量，也更有品位。
第八，你应当树立起远大的理想。 心有多大，你的事业就会有多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拼命地向前奔跑，但很少有人能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么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也许当你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将会回归到正常从容的状态。只有有理想的人才能带领大家一起跑，成为领导者;没有理想的人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做一个追随者。
上述八项素质，只是基本的条件。要想真正成为社会公认的人才，还必须经过生活的艰难历练。但关键的问题还是选择，尤其是对大学生活的选择。
有一个充满智慧的老婆婆，据说能回答世界上的任何问题。一个小男孩手里抓了一只鸽子，去问老婆婆：鸽子是活的，还是死的。小男孩很聪明，如果老婆婆说是死的，他的手一松，鸽子就飞了;如果老婆婆说是活的，他的手一紧，就会捏死鸽子。你猜老婆婆怎么回答?她说，孩子，答案就在你手中。
斯皮瓦克的经典介绍
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通向正在消失的现在的历史》
2004年第1期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在斯皮瓦克最新的著作中，她将自己的批评视角转向了90年代的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相应于已成为制度的规范化知识结构，她的批评可分成四部分：哲学（对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阅读）；文学（重读吉普林、雪莱、柯依茨[Coetzee]、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历史（对档案文献的思考，以及她对自己有关“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说”[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一贯回答的修改与重写）；文化（对全球纺织工业及其所体现出的矛盾的关注）。虽然，斯皮瓦克书中各章都针对一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各章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却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体现的论断都集中在对具体文本的细读上，并且她还不断提醒读者她自身所处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这些结论的偶发性因素。的确，斯皮瓦克的修辞风格也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她始终在和她先前的意见进行对话；同时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写作此书时那些最终被赋予了表述形式的种种想法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形式贯穿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也决定了注脚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与当代其他几乎所有的理论家不同，斯皮瓦克将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对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学生们受到启发，并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维限制进行思考，这些限制是由于他们的教育环境推崇逻辑推导而产生的），这一思路体现在其文本的构架之中——这不是一种目的论的、而是散乱但却详尽深邃的文本。在本书名为《使解构运作》的简短附言中，得出了她的结论。这一附言追溯并解释了从1965年到90年代期，德里达在其作品中对解构这一术语的使用。这是一本恰切的摘要，但却不能当作是对德里达的介绍，因为它假定读者对其所评论的文本相当熟悉。
在斯皮瓦克那有益而充满洞见的批评中，有三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对“土著被调查者（native informant）”（这一术语借自于人种学著作中）这一形象的讨论；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建构的重新思考；针对跨国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狂热，进行批评性评价。在参照了康德对崇高和文化作用的理解之后，斯皮瓦克开始了对“土著被调查者”的讨论，她认为康德预先就排除了“土著被调查者”这一形象：这对论证是必须的，但却没有成为论证的一部分。在康德的批判中，Der rohe Mensch[土人]（正如新荷兰人和火地居民的例子一样）并不能成为文章与推论所涉及的主体，但康德对这一主体的考察仍然需要“土著被调查者”这一范例的潜在支持。这些分析引向对黑格尔所谓的“非欧洲其他种族”的思考，那被黑格尔视为精神从无意识走到意识的明证。斯皮瓦克集中对《福者之歌》（Bhagavad-Gita）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黑格尔曾引用这一印度史诗的片段以说明印度文明之缺乏历史推动力。斯皮瓦克提出了被她称为在修辞上为“错误”阅读的部分，她将《福者之歌》中的那一部分与黑格尔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者都可以被这样阅读――它们都是为着法则（Law）的彰显而从政治上操纵历史。在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中，斯皮瓦克发现“土著被调查者”的可能性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据用来支持他们的研究。她反过来试图从土著被调查者的“可能（或不可能）的视角”来探讨这些文本，并从中使得自己的评论得以进展。
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讨论则略有不同，她关注的是马克思许诺过的非欧洲国家有权充当历史动力的方式，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由来和作用进行了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兴之所至的结果，对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而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它用“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其构成为阻力的相一致的术语”来将“异”命名为“同”。在解释了马克思思想中对这一“命名”的一般的使用情况，并且认可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概念经验性的批评之后，斯皮瓦克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著作。阿明在理论上重新将欧洲封建制度评价为占主导地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虚弱而又满是漏洞的翻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对那些并不发达的社会（比如我们在欧洲可以看到的那些国家）而言，乃是一种“危险的补充”。根据阿明的著作，并比较了其它著作，斯皮瓦克写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作为工具用来剖析和解构马克思的文本：它让我们了解到，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有许多局限性，同时它又引出对“价值”这一概念的丰富思考。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讨论的重心部分转向了后殖民地主体的责任问题，以及这些主体是如何抹煞或压制土著被调查者的。斯皮瓦克尤为激烈地批判了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归化和服务于她所谓的“占支配地位的全球资本”的方式。这些后殖民地主体宣称他们代表了土著被调查者，就对于前殖民地进行的新一轮殖民剥削并使殖民地人民无法出声来说，他们是帮凶。针对这种趋势，斯皮瓦克建议我们要时常区分宗主国的“内部殖民化”和其它地区的殖民化；她指出在我们热切地期望着国内的多元文化的同时，还得记住它并不适合于错综复杂的国外各民族的处境。在第四章中，斯皮瓦克继续了她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有关后现代主义解释的批评，这批评是令人信服的。首先，斯皮瓦克认定后现代主义同时既是重复又是断裂，接着围绕着杰姆逊对鸿运饭店（Bonaventure Hotel）、凡高和沃霍尔（Warhol）的鞋（指凡高的名作《农夫的鞋》和沃霍尔的名作《钻石灰尘鞋》，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译注）、以及马克思对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间关系的理解的特有的解读进行了辩驳。
在一个权力分配被严重扭曲的世界中，如何在政治上表现得最好？在这一问题上，斯皮瓦克的思考与习见的智慧正相反对，而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却成了全书中最令人失望的部分。她对有关控制生育的政策、对给予处在依附地位的妇女小额信贷，对限制童工而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会使那些感觉良好的欧美活动家们感到不快，但它来的恰逢其时，它迫使他们从自满中走出来。可是斯皮瓦克的论辩从来就只会以简略的形式出现。结果，那些提倡开发的活动家与组织机构很容易忽视她的论点，至于那些跨国公司就更不用说了。
（戴沙迪 撰/谢华育 译）
3.主要著作
a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
The Spivak Reader (1996),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
Death of a Discipline (2003)等。